四溟诗话名词解释-三九百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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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溟诗话》又名《诗家直说》是明代作家谢榛创作的诗话。

谢榛(1495-1575年),字茂秦,号四溟山人,又号脱屐山人,明朝后七子初期领袖,一生未仕。

谢榛著有《四溟山人全集》,其中后四卷为《诗家直说》,明代有单行本,清代单行本称为《四溟诗话》。《四溟诗话》对论述诗歌的本质特征,有相当深入的见解。其论点涉及诗歌构思、创作方式与鉴赏角度,对后世文坛影响甚大。

◎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

谢榛字茂秦,临清人。眇一目,喜通轻侠,度新声。年十六作乐府商调,临德间少年皆歌之。已而折节读书,刻意为歌诗,遂以声律有闻於时。寓居邺下,赵康王宾礼之。嘉靖间挟诗卷游长安,脱黎阳卢於狱,诸公皆多其行谊,争与交欢。而是时济南李于鳞、吴郡王元美结社燕市,茂秦以布衣执牛耳。诸人作“五子”诗,咸首茂秦,而于鳞次之。则于鳞名益盛,茂秦与论文,颇相飧责,于鳞遗书绝交。元美诸人咸右于鳞,交成秦,削其名於“七子”“五子”之列。然茂秦游道日广,秦晋诸籓争延致之,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诸人虽恶之,不能穷其所往也。赵康王薨,茂秦归东海,康王之曾孙穆王复礼茂秦,为刻其余集。当“七子”结社之始,尚论有唐诸家,茫无适从。茂秦曰:“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,熟读之以夺神气,歌咏之以求声调,玩味之以裒精华,得此三要,则造乎浑沦,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。”诸人心师其言。厥後虽争摈茂秦,其称诗之指要,实自茂秦发之。茂秦今体工力深厚,句响而字稳,“七子”“五子”之流,皆不及也。茂秦诗有两种:其声律圆稳,持择矜慎者,弘正之遗响也;其应酬牵率,排比支缀者,嘉隆之前茅也。余录嘉隆“七子”之咏,仍以茂秦为首,使後之尚论者,得以区别其薰莸,条分其泾渭。若徐文长之论,徒以诸人倚恃绂冕,凌压韦布,为之呼愤不平,则晨余跻茂秦之本意也。

《四溟诗话》又名《诗家直说》,明代谢榛撰诗话,共四百余则,以谈诗法理论为主,兼涉评诗与记事。谢榛的诗学见解,基本上是宗法盛唐、强调气格,但时有突破,观点通达。他说:“作者当以盛唐为法”,“间有宋诗纯驳于心,发语或唐或宋,不成一家,终不可治”(卷二)。但是,与后七子中其他人以一家专为模范不同,谢榛主张:“历观(初唐盛唐)十四家所作,咸可为法。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秩,熟读之以夺神气,歌咏之以求声调,玩味之以裒精华。得此三要,则造乎浑沦,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。”(卷三)他甚至超越“宗法盛唐”之说,认为“虽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议”(卷二),因而“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而追两汉也”(卷三)。

谢榛论诗“以气格为主”,因此有“诗家四关”之说:“凡作近体,诵要好,听要好,观要好,讲要好。诵之行云流水,听之金声玉振,观之明霞散绮,讲之独茧抽丝:此诗家之四关。使一关未过,则非佳句矣。”(卷一)《四溟诗话》许多篇幅都在议论对偶虚实、声调体制等有关问题。但是,谢榛的气格说较之前一七子李梦阳、何景明等人的格调说,内涵更为扩大:“诗有四格:曰兴、曰趣、曰意、曰理。”(卷二)这就将内在的情志同外在的音调、体制统一了起来,避免了片面追求形式的偏颇。

《四溟诗话》在复古理论的包裹下,也显示出理论的新变。在意象问题上,谢榛在(四溟诗话》中不同意“内意欲尽其理,外意欲尽其象”(宋佚名《金针诗格》)的说法,而主张意象妙在含糊:“凡作诗不宜逼真,如朝行远望,青山佳色,隐然可爱,其烟霞变幻,难于名状;及登临非复奇观,惟片石数树而已。远近所见不同,妙在含糊,方见作手。”(卷三)这种艺术的朦胧美,可以引导出鉴赏的审美创造余地即想象空间:“诗有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,若水月镜花,勿泥其迹可也。”(卷一)谢榛提倡“直写性情”,因此提出“景媒情胚”的意象结构理论:“作诗本乎情景,孤不自成,两不相背。”“景乃情之媒,情乃诗之胚:合而为诗,以数言统万形,元气浑成,其浩无涯矣。”(卷三)景是抒情的媒介,情是诗歌的灵魂。这种孤不自成、相补相成关系的点明,避免了“情景交融”这种说法的含浑笼统。

谢榛的这些论述,显然是清初王夫之、近代王国维意象说、意境说的先导。谢榛提倡“妙悟”。其妙悟,一是指对盛唐诗歌境界的心领神会,一是指“悟以见心”以观照心灵(卷三)。在谢榛看来,对盛唐诗歌的“一字之悟”、“一篇之悟”只是“小法”,而见心之悟才是“大法”,才能“心有所主,而能夺盛唐律髓,追建安古调”(卷四)。

在《四溟诗话》中,谢榛还主张“自然妙者为上,精工者次之”,将天机兴会置于人工雕琢之上。他说:“诗有天机,待时而成,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”(卷二),“诗有不立意造句,以兴为主漫然成篇,此诗之入化也”(卷一)。谢榛反对先确定主题而后措辞的“辞前意”,而提倡“辞后意”,即灵感触发、意随辞生。谢榛的这些思想,同晚明公安派的“情性论”、清初王士禛的“神韵说”,都有合拍之处。

对于文学批评,《四溟诗话》中也有很好的意见。从创作者方面说,谢榛认为“作诗勿自满”(卷二),不能“称之则快意,议之则变色”(卷三)。从批评者方面说,他总结当时的弊习有三,即忌、奸、谄:“凡制作系名,论者心有同异,岂待见利而变哉?或见有佳篇,而虽云好,默生毁端而播于外,此诗中之忌也。或见有奇句,佯为沉思,欲言不言,俾其自疑弗定,此诗中之奸也。或见名公巨卿所作,不拘工拙,极口称赏,此诗中之谄也。”谢榛的批判,当融入自己亲身体验,可谓入木三分。《四溟诗话》还指出,评论作家要听其言、观其行,反对行不顾言:“汉高帝《大风歌》曰:‘安得猛士守四方。’后乃杀戮功臣。魏武帝《对酒歌》曰:‘耄耋皆得以寿终,恩泽广及草木昆虫。’坑流民四十余万。魏文帝《猛虎行》曰:‘与君结新婚,托配于二仪。’甄后被谗而死。张华《励志》诗曰:‘甘心恬淡,栖志浮云。’竟以贪位被杀。”“予笔此数事,以为行不顾言之诫。”谢榛的这段指证,也是发前人所未发。

《四溟诗话》在当时影响颇大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说:“当七子结社之始”,“诸人心师其言,厥后虽争摈茂秦,其称诗之指要,实自茂秦发之”(丁集)。此书虽有复旧、平庸、迁腐之处,但是也有许多新的见解,给晚明清初的诗歌理论以深刻影响。其中一些精彩论点,至今仍不乏理论价值。

《四溟诗话》有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、《谈艺珠丛》本、《说郛续》本,通行本有人民文学出版杜校点本、中华书局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排印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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