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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榷 发布于:

《国榷》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,作者谈迁。该书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,很多地方忌讳失实,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。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,广征博引,力求征信。天启元年(1621年)始编著,初稿六年后完成。顺治四年(1647年)全稿被窃,他又发愤重写,以三十余年编成《国榷》一书,署名“江左遗民”。

《国榷》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(1328年)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,到顺治二年(1645年)五月清兵入南京、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。对于研究明史,尤其是研究明代建州女真及崇祯一朝的历史,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谈迁生活的年代,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。明朝统治者消极怠政、宦官专权乱政、党争结社频频,天灾不断,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再加上清军不断叩关。值此国危的时代,“士习甚嚣” 的言论不绝于耳,怀抱着经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们不甘朝野倾轧、世风日坏,期望凭一己之力,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之中。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愿望往往受现实的摧残,在农民起义的洪流和清军铁蹄的征服下,这批在野士大夫们被迫接受这样的身份转换,成为了明朝遗民,从此开始了对人生及未来的抉择和思考。谈迁就是这询微谜样一位“遗民”的代表,他亲历时代的巨变,思想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,更迭的世局逼其发出“亡国不亡史”的疾呼。

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至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,万历皇帝行将入土,这不仅仅是明朝历史走向衰亡的时期,更可以说是谈迁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。谈迁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夏,谈迁赴京考试 再次失败之后,他并未像其它书生那样终其一生继续考取功名,而是认清了自己难以考中,于是自愿置身田园。 选择“缀耕之暇,汇为《兔园册》” 的耕读之路。“壬戌夏,谈迁结识了钱而介,每个月都见面商讨编书事宜。之后分别,也多次书信往来。 从天启二年(1622年)夏,二人认识,每月会面,到天启四年(1624年)两人分手仍维持书信往来,谈迁与钱而介的交往使得其“废然返矣” , 由漫无目的耕读到有意识地读书,从吟诗作文到集中研习经史著作。

谈迁放弃了科考,也等于放弃了从政路线。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,就干脆退而求其次,走学术研究路线。“经史是古代学术文化的核心,也就是读书人主要的研究方向”, 谈迁“少读国史,辄仰名阀”, 再加上晚明时期,涌现出了大多数在竞争激烈的科场中屡次败北,遂把毕生精力放在学术文化研究上的学者型史家,于是形成了一股治当代史的风气。史家群体的出现,使得修国史成为士人们引以为傲的事情,受这一时风耻束嘱堡的影响,在阅读了大量当代史著之后,天启元年(1621年)前后,谈迁终于选择了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——治当代史。

自古以来,修史总是作为一种“鉴往事,知来者” 的文化观念,根植于儒家文化体系中,无论治世,抑或是乱世,修史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,或扬长避短,或褒贬善恶。而明末清初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乱世时期,更是为大批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厚重的文化土壤,对国家和社会前途命运的担忧成为他们致力于撰史的动力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忧患意识,“促使他们对过去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走向的探讨”。 明清易代对于像谈迁这样的史家而言,不仅仅是变了天,换了皇帝,更是正统、道统如何继续维持的问题。对人生道路的抉择,对前途命运的担忧,在他们心中泛起了巨大的链滴,经历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后,思想上同样经受了一番冲击,必然希望从根源上找到明代社会何以走向灭亡。而修史则是他们表达这一心理变动最重要的方式。除此之外,作为一个史学家,以史言志可以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他们政治立场的平台。然后站在史家的立场上,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,并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去评价有明一代的统治得失。

天启元年(1621年),谈迁28岁,母亲亡故,他守丧在家,读了不少明代史书,觉得其中错漏甚多,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。天启元年(1621年)开始编著, 在此后他长年背着行李,步行百里之外。到处访书借抄,饥梨渴枣,市阅户录,广搜资料,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。以后陆续改订,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,撰成了百卷400万字的巨著《国榷》。据称此书脚钻杠寻“六易其稿,汇至百卷”。

顺治四年(1647年),《国榷》全稿被窃,谈迁又发愤重写。顺治十年(1653年),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,携稿赴北京,访问前朝遗老、皇室、宦官、降臣等,阅读公家档案,重新校订《国榷》,以三十余年编成《国榷》一书,署名“江左遗民”。

(参考资料:

《国榷》取材于明历朝实录,但又校正实录。因为实录“见其表,其在里者已不可见。况革除之事,杨文贞(士奇)未免失实,泰陵之盛,焦泌阳(芳)又多丑正,神(万历)熹(天启)之载笔者皆宦逆阉之舍人。至于思陵十七年之优勤惕厉,而太史遁荒,皇成烈焰,国灭而史亦随灭,普天心痛。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,正其是非,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,补其阙文”。 可见明代历朝实录中,太祖、孝宗、神宗、熹宗各朝记载有失实、丑正、歪曲的毛病,崇祯朝没育实录。

明亡后,崇祯、弘光两朝实录,已无人顾及,谈迁不忍“国灭而史亦随灭”,他访求邸报、询及遗老,补齐两朝史事,寄亡国之情丁先朝史书的编修,自署“江左遗民”。这和常时留心国史典故之史家编撰史书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。

《国榷》又广采溥引,遍览私家著述,择善而从,取舍严谨,秉笔公正,不以个人爱僧为务。他参阅“诸家之书凡百余种,苟有足述,靡不兼收” 。其中征引最多的有:雷礼的《大政记》、《列卿记》,郑烧的《今言》、《吾学篇》,王世贞的《弇山堂别集》,薛应旗的《宪章录》,焦址的《献征录》,高岱的《鸿欲录》;屠叔方的《建文朝野汇编》;徐学谟的《世庙识余录》,邓元锡的《明书》等等。所以,他编撰《国榷》虽据实录,但又不完全依赖。

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(1328年)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,到顺治二年(1645年)五月清兵入南京、弘光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。

《国榷》写出了《明实录》因政治利益顾忌而没有写出的真相。如果分段来考察,《国榷》中对于明朝开国史的考证最费时间。明朝的开国史,尤其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,最为难写,问题最多。自晚明以来,朱国祯、钱谦益诸人,一直在关注这段历史。谈迁作为一个乡村秀才,自然不知道朱国祯、钱谦益在做这些事。当然,《明实录》是较为全面记录明朝历史活动轨迹的史书,所以,谈迁写《国榷》绕不过的。历史的真相,经常被各种利益集团无端蒙蔽,因此,要通过重读来廓清事实真相,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私修国史与官修国史的不同,某种程度是政治原则与历史原则的不同。

《明实录》的不足之一,就是掩饰真相,主要是洪武朝杀功臣之事,其次是靖难之役的粉饰。经过二次改修的《太祖实录》,确实编进了不少朱元璋欣赏燕王的故事,由此可以肯定,《明太祖实录》有关燕王部分记录,都是临时编制出来的,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饰。这种政治粉饰,可以欺骗一时,但不可能永远欺骗历史。从这些事例中,谈迁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观点:“史之所凭者实录耳,实录见其表,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见。” 也就是说,实录提供的是表面事实,而缺乏内在原因的资料。或者说,实录中不少内容都是表面现象,更深层的信息,必须辅之其他材料来揭示。

《国榷》补充、纠正了《明实录》存在的失误。韩国历史学者金泽中将之概括为几个方面:(1)遗漏重要史实;(2)过于主观;(3)叙述错误;(4)记录疏略;(5)观点混淆。从以上的五个方面实录考证与补充例子来看,谈迁确实是下了功夫,作过考证的。《国榷》中所记事实,作为知识,经过了科学意义上的拷问,也更具有参考意义。也就是说,《国榷》突出的应该是实证精神上与参考价值上。考证显示的是研究水平,考据是一种历史研究。用考据解决的问题,数量不多,但成绩值得高度肯定。将实录与群书作一对比研究的人,谈迁是其中之一。在明末清初,能有机会阅读《明实录》,且作过详细研究的人并不多。《明实录》的政治性,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被使用,必须重新被拷问。在这种情况下,《国榷》无疑是判断《明实录》真伪的最好佐证材料。

《国榷》可补明末三朝记录不足之缺。可考的《国榷》抄本,多是关于明末天启、崇祯、弘光三朝的。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定原因的。明朝自嘉靖以来,出过不少明史,多写到嘉隆朝,间及万历朝。前14朝编年史已经有著作出版,自然不需要再抄了。崇祯朝、弘光朝的编年史,是谈迁《国榷》特有的。1958年版《国榷》六大册,仅晚明三朝就占了一册,可见内容详细程度。特别是崇祯十七年(1644年)至弘光二年(1645年)之间,内容尤为详尽。谈迁是当时人,有自己的感性与理性视角,这部分历史内容的选择,自然有其独到的史料与编纂价值。现存《崇祯长编》内容不全,《国榷》就有了独到的价值,也特别详细。特别是,清朝早期一段历史,明末李自成、张献忠起义,《国榷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。

《明实录》有史料信息检索功能。与《明实录》的详写相比,《国榷》的特点是简略。这是不足,也是优点。如果《国榷》与《明实录》一样详细,就没有了《国榷》的地位。详略的不同,决定了他们的不同价值与不同的历史地位。今人如欲使用《明实录》材料,而又嫌实录部头太大、检索不便的话,完全可以先读一下《国榷》,然后再按图索骥,到《明实录》中找相应的更详细的材料。古代中国政府有一个规定,实录不能公开流传。《明实录》也一样,长期搁置在皇宫中。晚明以后,开始流传民间,有了多种抄本。但因为是政府之物,有政治风险,又因篇幅太大,所以,一直没有正式刊本。流传下来的,仅有多种抄本。尤其是实录是编年体史料长编,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,没有详细的内容目录,更没有索引。所以,《明实录》的翻检与使用是十分不便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一部简明扼要的《国榷》是十分迫切的。当年吴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而对《国榷》这部书表现出欣喜若狂之情。在《明实录》不能完全检索化的时代,《国榷》的检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。

《国榷》作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,它的史料价值为史学家们所公认。黄宗羲称谈迁写《国榷》“按实编年,不街文彩,未尝以作者自居”,“非徒为盗名之秘经而已” 。《国榷》的可贵之处是作者的“按实”编撰,肯于“直书”,写出了《明实录》避而不谈的事,也记录了清朝统治者忌讳的一些史事。

史学家罗仲辉认为,谈迁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,编撰《国榷》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。所以在书中大力笔伐朱棣冒嫡夺位,鼓吹`帝统必不可违,世系必不可紊”。在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,还在纠缠朱棣是否“正出”,景帝应否让位的问题,其思想认识与同时代的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相比,显得落后而且迂腐。但他把朱棣篡改过的实录作了大量纠正,不仅暴露出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位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凶狠残忍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部分较真实的历史记载。

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,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。另外,封建正统史观、儒家天命论、佛道等迷信思想,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。由于书中对清政府颇多谴责,当时成为禁书。

谈迁认为在他之前成书的诸家编年明史“讹陋肤冗”,不能起到总结明朝兴衰经验教训的作用,遂立志要以明实录为本,参阅诸家私著,自成“一家之言”。 谈迁的《国榷》秉笔直书,一是《国榷》初稿完成于天启六年(1626年),此时清兵尚未入关,写来毫无顾 及,二是再稿成书于顺治前期,尚无文字狱之兴,谈迁以故国遗民的悲愤心情编撰国史,对建州史事毫不隐讳。更重要的是此书写成后长期未曾刊刻,仅有传抄本,清初曾一 度都列为禁书,所以它躲过了四库馆臣的胡删乱改,成了独详万历以后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。用 以校对清修《明史》和清初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谈迁,明末清初史学家,原名以训,字仲木,号射父。明亡后改名迁,字孺木,号观若,自称"江左遗民"。浙江海宁(今浙江海宁西南)人。终生不仕,以佣书、作幕僚为生。喜好博综,子史百家无不致力,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。
  天启元年(1621年)始,完成《国榷》初稿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,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,荐为中书舍人、礼部司务,参与修史,但不愿"以国之不幸博一官",力辞未就。顺治二年(1645年)回原籍,增补《国榷》中崇祯、弘光两朝史事。顺治十年(1653年),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,携稿赴京,校补厘订《国榷》。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,曾上书户部,建议"立法定制"、"轻徭薄赋"。顺治十三年(1656年)夏,南归海宁。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,去山西平阳(今山西临汾)作幕,是年冬病死于幕所。其他著述有《枣林杂俎》、《枣林外索》六卷、《枣林集》十二卷、《枣林诗集》三卷、《北游录》、《西游录》二卷、《海昌外志》八卷、《史论》二卷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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